昨日下午，金管局終於就儲值支付服務發出第一批的 5 個牌照，有些業界人士對此表示歡迎，有些就覺得現時監管制度根本「無助香港經濟發展」，甚至會令香港錯失了與世界各國一同走在儲值支付前列的機會。究竟為何他們如此說？Edward 就專訪了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長 Joseph 梁偉峯及雲端及流動運算專業人士協會創始會長 Emil Chan。
今次政府就儲存支付（SVF）服務發牌，規定了所有提供此服務的公司，需要有不少於 2,500 萬港元或其他核准貨幣同等款額，而這筆「按金」需要與「支付予申請人或由申請人維持或收到的任何其他資金分開」，換句話說萬一提供儲值支付服務的公司倒閉，已存入金額的該公司用戶亦有望取回存入的款項，避免金錢上的損失或將損失降至最低。
Joseph 認為有這種安排才能作出適當的監管，令消費者更有信心地使用相關的服務，長遠相信有助業界健康地發展。而 Joseph 及 Emil 也認為這類監管制度，對消費者來說會更有信心使用不同公司的儲值支付服務，因為「唔驚啲錢拿唔番」。
整體而言，無論是 Joseph 或是 Emil 都認同今次金管局發牌這個動作是合適的，不過對於業界而言，他們對金管局在發牌後的監管有不同情況的憂慮。Joseph 比較樂觀，他認為今次發牌後的監管對業界而言，無疑在開發業務上帶來一定的限制，需要在創新及創意上取得平衡，意思是太進取的業務模式可能受到規管，但相信經過市場教育後，市場的發展會變得更多元化。
Emil 表示在用家角度，雖然是多了保障，但現時申請 SVF 牌照的公司多達 20 間，就算只計算已在今日獲發牌的 5 個服務，包括：八達通、Alipay、微信支付、Tap & Go 拍住賞及 TNG，都已經有 5 個儲值支付錢包。
問題是政府未有劃一各錢包之間的系統，亦未有相關金錢的流動機制，如果用家與用家之間要過數，就需要雙方均安裝了相同錢包才可做到，但問題是一個用家即是要將錢分散放在不同的錢包內，這會造成虛耗。而正是由於不同錢包之間的錢不能做到流通，因此最終只會令使用者覺得無所適從，結果就是只集中使用一、兩個錢包，阻礙業界進一步發展。
Emil 認為只有做到不同錢包之間的錢能互換互通，如同香港 3 間發鈔銀行發出的鈔票都可以互聯，才能令業界有更好的發展空間，對消費者而言亦較為方便。
Emil 進一步表示，今次發牌制度出事的在於監管上，他表示香港銀行業幾十年來，一直賴以成功的都是全靠「負面清單」。
負面清單是什麼？「即是金管局只會跟銀行說什麼什麼不能做，沒有說不在清單上的，全部都可以做。」這種制度的好處，是不會窒礙企業在構思新服務時的創意，他們只需要知道什麼不能做就可以了，彈性會高好多，據 Emil 表示這是當年英國政府引入香港的做法，也是全球不少先進國家金融業一直沿用的優良制度。
但今次在儲值支付業務的發牌上，金管局卻一反常態，跟從中國政府的一套，採用了「正面清單」政策，即是政府說了什麼服務可以做，相關持牌公司才可以做；相反沒有說的，就一定要經過政府通過才能做。這做法看似監管更好，但實際是窒礙了企業推出創新服務的步伐。
「試想想，所有要推出的新服務，都要經過政府審批，而審批部門眾所周知，都是『唔醒多過醒』，即使通過了，經過架床疊屋的政府架構審批，到推出時往往已落後於世界上其他市場，這導致了香港在儲值支付業務上的發展步伐永遠處於滯後狀態，十分影響香港在世界金融業的地位。」
Emil 覺得，問題其實根本不在發不發牌、以及發多少牌，而是監管上出了大問題。他認為只要轉回用負面清單，加上像銀行體制般，對業務有一定規範，以及監察持牌企業的可動用資金比率，一旦發現問題就將該有問題服務加入負面清單，已經可以解決問題。
▲Emil 覺得改用正面清單發牌，限制了企業推出創新的儲值支付服務，未來發展肯定不如其他國家，例如 Emil 早前到訪過的澳洲那麼蓬勃。以上相片是早前 Emil 到訪澳洲時，在街邊小販小食檔，檔主以從銀行給予的流動 POS，便已可透過信用卡收取 Emil 錢以購買食物，十分方便。（圖片來源：Emil Chan）
在不少人眼中，儲值支付中的「支付」，即是「畀錢」，只要消費者「畀到錢」，就可以了。但 Emil 作為業內人士，對於企業來說支付並非單純「畀到錢」那麼簡單，在現代世界支付等同於 confirm transaction，而在「確認交易」這過程中，會帶來不少消費數據，包括：
這些大數據，如果店家可定期獲得，就可以加以分析，從而制訂針對顧客的消費行為，提供適當、合時、針對性的服務或折扣，以提升顧客的消費慾。
在外國，由於不少國家均設有銷售稅，通常背後已建立了一套 API，當消費者購物時，背後系統已將上面提及的數據傳送到銀行，而銀行亦必需定期向店家提供稅務詳情，當中就可以看到這些大數據並進行分析。
但在香港，由於沒有任何銷售稅，所以銀行不會亦沒有義務向企業提供這些消費數據，企業就難以有效率地制定促銷策略，某程度上廢了儲值支付一半武功。
Emil 認為，要解決此問題十分簡單，政府只要容許銀行在消費者及商戶均同意的情況下，向商戶提供這些消費數據就可以了，但這類「基建」政府偏偏就沒有如此做，只是打算發了牌，就好像完了事般。「這根據就是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未錯的思維。既然大家要發牌就發牌了，不用想太多整個 logistic 怎樣做，反正『爆鑊』也不是這一屆政府會發生的事，未來的事等未來的政府去解決吧！這種做法，肯定是不可取的。」
▲外國會收取顧客銷售稅，銀行亦強制需要將消費數據提供回商戶，令商戶可獲得這些大數據以計劃銷售策略。但香港行儲值支付卻沒有提供機會讓商戶獲得這些數據，Emil 覺得政府好像認為發了牌就完了事，從此有什麼事就與他無關，這是不可取的態度，亦十分短視。（圖片來源：互聯網）
除了以上的監管問題外，Emil 更表示現時金管局用於監管儲值支付持牌人的「緊箍咒」著實太緊，長此下去只會對有財有勢的外國持牌人公司有利，財、勢有限的「本地薑」，遲早會被吞噬淨盡！「不要以為我是危言聳聽！問題徵結根本就出在 2,500 萬保證金上，事實上真的要監管這些公司的方法可以有很多，只是放錢在一個地方不能郁不能用，無疑某程度上是給予使用者信心，但這舊錢就從此成為不動產。
試想想：一間公司 2,500 萬，如果 20 個牌照全發出，就代表了整整 5 億港元資金處於靜止狀態，這在金融理論上是一種虛耗。這就猶如銀行要借錢給客戶，不是看客戶的賺錢能力、有沒有顧客、有沒有單開、有沒有 LC 開過，只是看他有多少東西可供抵押。這種管理方法超級落後，在現代金融科技世代，應該用大數據方法管理，例如：政府可以企業每日有多少錢進出、或將企業的保證金一概投資到政府戶口的外幣投資基金中，讓政府幫你玩，賺到多少利息就發給這些持牌公司，這才是現代化的管理模式。」
▲在澳洲，初創企業在服務中加入儲值支付服務限制沒香港那麼高，因為是採用 Sandbag 制度，因而出現不少具創意的服務，例如：上圖就是 Emil 可以 APP 遙距為泊在停車位的車續費延長停泊時間，泊車連散銀都不用，十分方便。（圖片來源：Emil Chan）
Emil 更表示，在一些國家，例如：新加坡、澳洲，他們更有一套「Sandbag（沙袋）」制度，這種制度尤其對初創企業十分有利：「在新加坡，如果你是初創企業但業務又牽涉到儲值支付，他們政府不會要你繳付高昂的保證金，而是會設下多種關卡，例如：限制你推出的服務，客戶可以儲值及每日可交易金額的上限，亦會限制你的上客數量。如果不是太高，客量亦不足某個數量（舉例：50 萬客戶），就不用繳付保證金已可投入服務。
他日當業務進一步發展，就發展出一個分級制度，愈高級的話，客戶在戶口可以儲值及每日可交易金額的上限就按比例提升，但企業就需要按比例投入指定的保證金，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。這種做法，無論大企業或初創企業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，至於能否持續發展，就留待市場自然淘汰，這種 Sandbag 制度才是最有效的監管方法，至於對消費者而言，政府只要聲明在這 Sandbag 制度下，用戶需要謹慎使用，不要放太多存款到戶口中就可以了。現在金管局所做的，簡直是以舊世界底下的舊思想模式及舊制度去監管新世界的事物，唔出事先至奇！」
金管局亦表示，儲值支付的持牌公司，需要要求他們的客戶提供身份證明，才可申請使用相關服務，以防止用戶以此途徑「洗黑錢」。但 Emil 卻覺得此舉絕對是多餘！「在英國，有一套叫做 ODI（Open Data Interface），政府有指引如果客戶收到錢，一定要紀錄是由誰人給誰人，而英、美亦有一個公共 API，這 API 是由政府制定，銀行及相關金融機構均需用此 API 的特定格式，將相關資訊發還給用戶。其實這種方法已能有效防止洗錢，因為所有錢銀流向全部一清二楚。
以上所說的，香港做得十分差! 基本上這廿年來完全無變過。當然，在我的意見覺得，儲值支付即使盛行，一般市民最多也是放 300、500 元入戶口，用於消費時也是一百幾十的單次交易，何必又要記名又盛？即使一旦出事，這些儲值支付都是用電話進行，一查哪部電話使用已可知道使用者姓甚名誰，要追查絕對查到，何必要消費者提供如此多資料呢？簡直是啼笑皆非！」
至於發牌數量，金管局表示暫時最多只會發 20 個牌，Joseph 認為在市場未成熟而一次過推出 20 個牌照，無疑是太過進取，特別是剛推出的時候，參與的客戶未必高於預期，市場還需要更多推廣、配套及教育。如果發牌速度太急，結果會令供應商之間出現惡性競爭，最後令他們輸錢離場，情況就如數碼電台一樣。他認為政府應該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去發牌，確保供求能夠敢得平衡。
但 Emil 就有另一睇法，他認為即使是循序漸進式發牌，但發牌制度不夠公平。如果 20 間中外本地機構均已申請相關牌照，而且所有機構均已可滿足金管局所列出的發牌條件，為何有些機構會先獲發牌？有些卻要滯後？這是怎樣也說不通的。不過 Emil 覺得問題反而不在牌照多少，而在於如何監管及實行。
「除了之前提及的問題外，這個監管制度會令持牌人的經營成本大幅提高。試想想：你要用好多錢找顧問公司處理事務，亦需要律師管理財務，這令交易成本大幅提升。而在其他國家開設同類公司，卻沒有如金管局如此高的限制。假設你是經營儲值支付服務的公司，你會想在香港拿牌並建立這個平台，還是在外國呢？重點是，香港一向也是外向型經濟，不但遊客多，而且亦偏向會購買『來佬貨』。當我在外國成功建立一個吸引並受歡迎的儲值支付服務，壯大後才引入香港並拿取相關牌照，不是更理想嗎？
可能一般消費者不會察覺到問題所在，因為大眾也是哪個平台好用及多著數就會『轉會』，但這些外國公司，既不用在支付上繳稅給香港政府，由於公司總部設在外國，香港的核數師、顧問公司又不會做到他們生意（因為根本查不到數），這不但會令本地薑更難生存，更無助於促進香港儲值支付行業、甚至整個經濟發展！何苦呢？而屆時香港人的消費數據，全部掌握在外國人手上而不是香港人，這豈不是更可笑的事嗎？」Emil 慨嘆這個問題因為有排都未「燒到埋身」，所以沒有什麼人提亦沒有人理。「情況就猶如捉隻狼來管家中的狗，之後再捉隻獅子來管家中的狼，但又有什麼人會意識到獅子有多危險？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