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nwire.pro 應邀出席新加坡舉行的 Echlon Asia Summit 2016 和星展基金會社企峰會 2016，並與當地的初創公司及企業作出專訪，本周將會有連串系列報導，希望讀者繼續留意。
香港 vs 新加坡。這話題真的說了好幾十年，過去由人均 GDP 到經濟總量，香港在各方面都勝過新加坡，但自從 2003 年起新加坡人均 GDP 已超過香港，2010年新加坡經濟總量亦首次超過香港。據 2014年全球創新指數（Global Innovation Index），新加坡是亞洲之首，排名第七，香港則排第十。
《世界經濟論壇》發表「2015 / 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」，瑞士排名世界第一，新加坡第二，香港第七，報告指香港在基建方面，競爭力排第一，金融市場發展排第三，創新科技卻遠不如人。
作為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、又同樣前身是英國殖民地，香港和新加坡很自然會經常互相比較，由輕工業鬥到今天的金融服務業和資訊科技創業，兩地的定位都是既相似，亦相異。香港過去在金融服務領域上勝過新加坡，但在未來的資訊科技領域似乎剛好相反，新加坡不僅走得更快更前，而且更有拋離之勢，到底香港還能否追上？
FinTech 公司首選落戶新加坡
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亞洲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，亦因此兩地均被視為亞洲發展金融科技（FinTech）的理想地方。不過，就算土壤同樣良好，栽花者有心無心、有能無能，都會影響最後種出怎樣的花卉來。去年 RISE 2015 大會，筆者就在會場訪問了一家香港人創辦、卻選址新加坡發展的 FinTech 公司 Fundnel。
聯合創辦人 Sam Ng 表示，Fundnel 是一家以「眾籌」為業務的公司，主要是協助創業公司、小型或微型企業用集資的方式籌集開業資本。根據目前香港法例，「眾籌」仍是不被允許的，因這可能涉及「非法集資」。雖然早前 MoneySQ 成立並推出類以服務，但因法例只允許「專業投資者」參與，投資額也以 10 萬元起跳，因此實際上仍稱不上是允許了「眾籌」。
也基於法例上的制肘，Fundnel 最終選擇離開香港，到了新加坡開始他們的業務。Sam Ng 表示新加坡並非一味禁制，有更完善指引提供發展的空間。事實上這並非個別事件，愈來愈多金融科技公司在亞洲選擇新加坡為總部。早前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（Baker & McKenzie）發表報告，指 FinTech 創業公司在亞洲發展業務時，首選落戶的是新加坡和澳洲，而香港只排名第三。
「監管沙盒」政策配合創新科技
Baker & McKenzie 事務合夥人Gavin Raftery直指，新加坡在發展 FinTech 上勝過香港，不僅監管具彈性，且有足夠政府財務支持。另一位事務合夥人 Astrid Raetze 則認為，香港和新加坡兩地對 FinTech 監管的取態有很明顯分野，是兩地拉開差距的關鍵。
Astrid Raetze 表示，香港金管局的監管原則是「風險為本」（Risk-based Supervision）和「科技中立」（Technology-neutral），而新加坡則是監管沙盒（Regulatory Sand box）的方式。由於出發點不同，也令兩地回應 FinTech 時的做法有異，導致結果也有異。
香港為保障目前既有的經濟環境穩定性，因此選擇維持過去一直沿用的政策和處理方式，盡量避免改動既有的做法從而避開風險（風險為本），同時也不會因為科技改變而輕率改變做法（科技中立）。反而新加坡就很積極嘗試，容許初創公司不受目前法制規範發展，甚至適度修改法例提高彈性讓初創公司試驗，更會設立專責部門一站式接洽監管（監管沙盒）。
其實並不只是 FinTech，從處理 Uber 的問題上也已經看得出分別。香港政府不允許 Uber 的「載客取酬」方式，甚至拘捕司機阻嚇；反而新加坡選擇修改法例容許 Uber 合法營運，司機只要自己註冊成立公司，購買保險並向政府繳付路費就能營運。這一案例已充分反映了兩地在回應創新科技時的取態。
新加坡國策全力推動發展 FinTech
香港是要求創新科技改變，用符合香港法例的方式經營；而新加坡則是改變自己的法規，積極配合創新科技來實踐。新加坡外交部長 Vivian Balakrishnan 早前在新加坡政府舉辦的「智慧國家創新週」上表示，新加坡實行「監管沙盒」政策，任何 FinTech 的想法也毋須事先經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（MAS）的同意，就能直接創業實踐。
「我們一直確信，新加坡的未來是建基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因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（MAS）決定為金融業及金融科技公司提供『監管沙盒』，讓他們能夠在安全及有利的環境中創新，即使可能會出現失敗。你不會被法規所窒息，直到你已成長到足已對現有的金融體系產生威脅，不過到那時候相信你也就成功了。」
「這代表不管你有任何 Fintech 相關的構思、產品、服務都可在監管沙盒的環境之下直接創業，不必申請任何執照或許可，不必事先經過 MAS 的同意。你可以盡情測試、茁壯你的創業點子，新加坡給了初創公司最好的機會以最快速的方式實驗和發展。」Vivian Balakrishnan 說。
事實上，Vivian Balakrishnan 並非只在鼓勵 FinTech 創業，演說裡就提到 AI 人工智能、機械人科技、VR 和 AR 等不同科技前景，還有新加坡的資訊科技教育政策等，可見新加坡正全面構思發展科技方面的國策。事實上，新加坡一向充滿危機感，對於任何能保障新加坡存續的策略都會發展，並以極高的行動力來反應和統籌資源。
中港可互補、新加坡在東南亞市場有優勢
Unwire.pro 早前就遠赴新加坡出席了 Echlon Asia Summit 2016 和星展基金會社企峰會 2016（DBS Foundation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），體會了新加坡和香港之別。在 DBS 的社企峰會上有來自亞洲多個國家的社會企業出席分享，但有趣的是只有香港的講者分享時會特別提到法例方面的制肘；而在 Echlon 大會上訪問過的新加坡 FinTech 公司也指沒這方面的障礙，甚至有不少是得到政府及 DBS 等傳統銀行的支持。
以新加坡為基地的星展銀行（DBS）是最為熱衷於推動 FinTech 創新的銀行之一。星展銀行執董塈創新總監（Chief Innovation Officer）Neal Cross 接受 Unwire.pro 專訪時表示，香港和新加坡在面積、人口、經濟和學術水平上都接近，很自然會互相比較，而過往兩地也在紐約和倫敦之後，爭奪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，但是兩地的目標都有很大不同。
「新加坡及香港有不少相似之處，但香港背靠中國，發展 FinTech 除了本地市場外，很自然會向北發展；而新加坡發展 FinTech，除了本地市場外就會向東南亞，以至歐洲、美國市場發展，視野很不同。」Neal Cross 認為香港能跟中國有很好互動，可協助中國金融公司發展走出國際，也能吸納中國的科技人才。
Neal Cross 認為香港的 FinTech 要跟中國公司競爭未必有優勢，中國有阿里巴巴、騰訊等大公司在發展 FinTech，香港要北上直接競爭實在困難。反而新加坡可以利用英文的便利發展鄰近的印度市場，比較起來印度就沒有中國那麼有競爭優勢。
另一方面，新加坡與東盟地區有良好關係，因此在發展時一定會一併考慮東南亞市場，而且鄰近國家不像中國般有很高的科技水平，新加坡的科技公司便較有區域優勢，在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也能到歐美市場去。Neal Cross 認為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處境沒有優劣之分，反而有沒有好好運用手上這些牌才是關鍵。
香港不認同冒險、新加坡願意以身試毒
另一個麻煩的處景是社會對科技創業的認同程度。Neal Cross 坦言香港在這方面就輸了很多，香港家長普遍不會贊成子女冒險創業，反而鼓勵做金融、地產等工作，社會缺乏對創業家的認同：「在外國，創業家備受尊重，不管他們是否成功。香港只會認同能賺大錢的成功創業家，由父母開始已灌輸『不要失敗』的價值觀，害怕失敗自然缺乏冒險精神，這是香港最缺乏的一點。」
比較起來，新加坡雖然同樣非常著重學生成績，但新加坡卻有很深的危機感，在害怕「做了什麼而失敗」之前，反而更害怕「沒做什麼而失敗」。事實上由於地緣政治和立國歷史，新加坡人一向充滿危機感，民眾極具團結意識，強烈期望國家富強。
新加坡外交部長 Vivian Balakrishnan 的演說就提到：「試圖讓自己和全球競爭、新科技隔絕更是死路一條，現實情況是，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數碼革命，這場革命將為能夠理解並掌握數位未來的人們締造巨大的機會。新加坡正為能夠理解並掌握數位革命的人創造最有利的環境，進而到這裡建構並實踐未來。」
而這正體現在「監察沙盒」的政策上，香港因為害怕風險而選擇什麼也不做，新加坡則懼怕不做的話會錯過的生存機會，因此利用沙盒來小範圍嘗試，即使失敗了也能控制在有限範圍，而成功的話就為新加坡帶了更多生存機會。換言之就是現代的「神農嚐百草」，成功了就有無限價值。
新加坡政府反應快、香港則重視自由市場
除了民眾對科技創業的接受程度，兩地政府對創新的支援都有不同。最近台灣蔡英文政府上台，就立即推動「亞洲矽谷」政策，要在桃園建設科技園區，以推動科技發展建立「亞洲矽谷」。但這政策卻受到不少台灣新創圈子批評，認為台灣新創企業並非急需基礎建設，政策忽略了更多在資金、市場、技術、人才的措施。
提到興建科技園區，香港人一定記得數碼港和科學園。筆者一向認同兩家機構在推動創新科技的貢獻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如果香港不是租金高昂的話，廉價租借辦公室設施的重要性，絕對遠低於兩家機構在補助金支援、引薦投資者、串連海外買家等領域上的各種支援。
事實上，新加坡也在去年於西部建設了專門租借給新創企業的 LaunchPad，預計可容納 500 家新創企業與 2,000 位新創業者。Neal Cross 認為提供場地等硬件配套是需要的，但政府角色不應停留於此，甚至應從政策和預算層面切入，以加快建立一個健康的創業社群生態。
新加坡金管局去年就成立專責部門推廣 FinTech，更從請來花旗銀行的前銀行家領導，並計劃在未來五年投資 2.25 億坡元（約 13 億港元）。「創新科技發展和變化很快，尤其 FinTech 更是如此，不僅創業公司要反應很快，政府政策也需要快速反應來配合。新加坡政府反應很快，但香港因為重視自由市場，不像新加坡般會積極干預市場，政府想快速反應也未必能做得到。」他說。
香港反應慢不符市場反應快速慣例
除了政府，作為持份者之一的大企業和消費者是否歡迎創新，也是一大關鍵。以香港為例，消費者一方面對 FinTech 躍躍欲試，但又對新科技不敢投入，以電子錢包 TNG 為例，開始時人人都只貪圖現金回贈的優惠，並盡快把電子錢包的錢用完，「以免損失」。
Neal Cross 認為新加坡人不至於熱烈歡迎 FinTech，但卻不會對方便自己的科技卻步：在手機應用上理財就不用排隊，用手機應用提前叫好咖啡和呼叫計程車，新加坡人也不會抗拒。而新加坡包括銀行的大企業，都對創新持開放態度，主動研究發展 FinTech。
DBS PayLah!、新加坡電信的 mWallet 、渣打的 Dash 及萬事達的 Masterpass 相繼在去年推出電子錢包，大受新加坡市場歡迎。DBS 香港除了有與 NEST 合作的創業加速器 DBS Accelerator 外，亦有 Pre-accelerator 的 DBS HotSpot，更與多家新加坡本地 FinTech 公司合作，在 DBS 平台採用他們產品來服務客戶，例如在 RISE 2016 也有參展的 Call Levels 就為 DBS 客戶提供股價提示服務。
反而香港卻反應很慢，不符市場遠比政府反應快速的慣例。Neal Cross 認為這反映了香港銀行和企業對創新有戒心，害怕 FinTech 會威脅他們的市場地位：「但他們沒看到的是，更多的 FinTech 初創公司獲得成功有助把市場做大，FinTech 公司並不能完全取代銀行角色，窒礙 FinTech 的發展並不會讓銀行賺得更多。」
總結：因噎廢食，在噎死前更可能是餓食
當出席 Echlon 和 RISE 等不同的初創企業活動，見到愈來愈多新加坡的 FinTech 公司出現，我一點也不驚訝。新加坡有專責部門推動 FinTech，甚至找來前銀行家領導，先不論成效如何，也已經看得出新加坡政府的決心。
反觀香港的新設的「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」，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就開宗明義要「風險為本、科技中立」，強調作為監管機構不得不「凡事要先從可能出現的壞處着想」，是金管局的職責所在。
誠然保護市民是正確的，像中國就有多宗像「e 租寶」的案例出現，反映缺乏監管和控制的 FinTech 市場可有多危險。FinTech 並非火箭科技，亦非生物科技等尖端技術，FinTech 需要的是概念實驗和嘗試，不能靠在實驗室模擬。
但如果因噎廢食，在噎死之前卻更可能是餓食。不讓 FinTech 在香港消費市場試行，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成功。就像民主制度一樣，要等到完美那天才在香港實踐，恐怕要等到世界末日。
作者：Boris Lee
Unwire.pro 資深編輯。在企業 IT 科技報道範疇有十多年經驗。
